作为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要通过党的系统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而且要领导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等）去监督执政的党员干部，因此，领导党可以并且必须监督执政党。

[5]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11] 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奠基石也可以很好理解发展、稳定和法治的关系。

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相关部分被修改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规治党。首先，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

国家规定所有公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公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更严格要求的党内法规之下的。法学最终不仅是科学，也是一种技术。

他甚至不无情绪性地指责‘民族精神在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方面为祸已久。基于信条式科学概念，人们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套用于法学方法，将法学方法理解为为了认识客体（不需要是实体）的一种合乎计划、理性的程序。但是，耶林的法感又不完全出于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的产物。近来又出现了建立没有专业法官的商事法庭、设立工厂法庭、乡村法庭的呼声,这是在追寻相同的目标。

技术法学是一种关于实在法结构的知识，它以自身为目的，止于描述理解实在法，理所当然不是科学。在这两个层面，价值都不是纯主观的言说。

考夫曼在制定法体系之上确立了一个权威的法规范体系：原则、规则、判决。而具备统一概念、研究正义法律实践的正义论法学，则是一种艺术，同样不是科学。二是法学以过去剪裁现实，试图按照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来构建现今的制度，以致法学一味关注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实的法律却完全视而不见，很自负地把现实的法律推给那些受到轻视的实务工作者。厘清了科学概念及界定了法学以后，拉伦茨法学是科学命题的证成还面临两大挑战。

耶林的科学已非自然意义上的科学，而是康德式的精神科学（WissenschaftdesGeistes），其法学的目的不是寻找法律规律，而是寻找合适的法律。他称这种批判为体系内的批判，即这个批判是由法体系支撑的、在价值导向的思考范围内作出，因而能够形成可验证的系统的知识。这一论辩的问题意识最早发生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论辩从现代开始一直沿续至今，成为推动法学进步的内生力量。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民众对法律的权威失去信心后的无奈选择。

进入 周永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教义学 精神科学 人文学 自然科学 诠释学 法学史 。考夫曼的诠释学科学理论，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理论与实践后果。

研究法规范效力主张的根据及界限何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研究法规范本身的‘意义为何、实现法规范之行为的意义为何、法的‘存在方式（其‘效力）的问题，以及赋予意义的原则（大家名之为‘正义或‘法律思想）为何的问题的学问，是法哲学和法理论学，这个法理论学是以法教义学（即拉伦茨笔下的法学——引者注）为研究对象的纯理论。结果是，法学以过去为对象，而过去已经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耶林反对的实证主义只是坏的实证主义——拘泥于特定制定法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其实是耶林法学的基础之一。考夫曼通过分析在德国司法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典型个案，证明这种错误的方法不具合理性，如同其实际运作一样，情形不胜枚举，结果使许多法律论证沦为表象论证，法律技术成为一种借口。因此，拉伦茨进一步对以法为研究客体的知识群再作分类，将其中一部分剔出法学。一是何为法学科学方法的认知错误。它本来只是想领悟所研究的对象，但是却把研究对象摧毁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学最多是科学处理的材料，如何成为统一的知识？对此，拉伦茨的回答是，不同的制度设计、不同的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只是其表象，它们可以作为法学处理的材料。

拉伦茨再燃法学科学性论战的战火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他感受到了后纳粹时代德国法学界对法学思考的确信之丧失。需要指出的是，在空间维度上，耶林的法权感是超越民族精神的、普适的。

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基于纯科学的概念，强调只有可以形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而法学是不可形式化的，所以不是科学。他指出，自然法学的种种乌托邦对于砥砺思想来说常有非凡的意义，但终究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因为作为其构思来源的素材并无真凭实据，自然法欠缺合乎科学的基础。

法学从19世纪以前纯科学的自我认知中解放出来，迈向实践理性的精神科学（人文学）。而法学就像个好脾气的帮手，明明看出衣服上哪里太紧、哪里变了形，但是为了尊重老板，只能悄悄把线头拆开一点儿，塞进一块衬布了事。

施塔姆勒将德国的法学分为两种：技术法学和理论法学。他称耶林的精神科学法学为技术法学，它本身也不是科学，技术法学只是真正的法学——正义法理论——进一步研究的材料。（1）以方法为桥梁将法学的价值评价纳入科学范畴。周永坤，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耶林这里的教义学已经不是单纯的实在法解释学，而是法权感主导下的法教义学。第一，现实中的法学都不是科学。

由此可知，实证法是耶林法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在于对实证法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释义。作者在任职时看到人们通过调解而自助，不是去找法官，而是去找教书先生、找乡长。

拉伦茨认为，法学的批判不是立足于伦理的批判，它乃是由法学本身借着不断检讨其于实证法秩序中一再遭遇的法律思想及评价准则而发展出来的。（3）法学对象的实在法性质。

法学以实在法为对象，但是，实在法的制定是一种存在和认识的混合体，它强行挤到了法律和法学之间，并且对两者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5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法学，其理论各有其片面的真理性。法律发现的科学性只在于反思其真实的结构。民众丧失了对法律的认知和忠诚，法律被某一个特定阶层所霸占……于是这门学科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他认为，流行的立基于自然主义的纯科学概念失之偏窄，他将科学重新定义为立足于特殊过程、方法的系统知识。不过，他承认，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其可靠性以及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精确程度。

这是一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新法学，它告别机械、单一的演绎推理的法律适用，强调法官在针对严酷不合理的法律时，应当对命题重新审视，那种对法典的条文进行机械适用的法官，其实不能被称为法官。在这种意义上……法学也是一门科学。

基尔希曼的贡献在于破，他从那个时代通识的科学概念出发，证成了以变动不居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时空偶然性、应然性的学问的法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知识。法学是立足于实证法、超越实证法的法教义学，其目的是寻找正当的规范而非规律。